摘 要：駱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武鸣被认为是骆越先民建立地方政权——骆越方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在国家认同的路径上，居住在武鸣的壮族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具备的丰富考古资料和民间传说故事、龙母遗址、文化遗存等资源，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当地壮族人不仅在口头上传承有关骆越古国龙母信仰的传说故事，更在日常生活中以及文化宣传上有意识地重建和弘扬骆越文化，强化骆越先民为中华民族、为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一思想，加深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再以三月三、四月四等龙母信仰与崇拜的节日实践活动，作为骆越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加深壮族对骆越古国、骆越古都辉煌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强化自身的文化正统性，从而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高度统一的目标。
关键词：国家认同;中华文化;壮族;骆越古国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6-0107-07
Luo Yue Ancient Country Site and the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Path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Zhuang Nationals
LUO Caijuan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angxi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China）
Abstract：
Luo Yue 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Wu Ming considered a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 of Luo Yue Fangguo established by ancestors of Luo Yue，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the path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Zhuang people living in Wuming have dug into and utilized their rich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folklore stories， Long Mu sites， cultural relics and other resources to make it unique. The local Zhuang people not only inherited the oral legend about the faith in Long Mu in the ancient country of Luo Yue， but also consciously reconstructed and promoted the Luo Yue culture in daily life and cultural propaganda， to strengthen the thought that the ancestors of Luo Yue belonged to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at they created glorious and splendid cultur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eepening the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festival practice activities of the faith in and the worship of in Long Mu on March 3rd and April 4th which are regarded as important carrier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uo Yue culture， the knowledge amd understanding of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Luo Yue ancient capital and country is deepened， their own cultural legitimacy is strengthened and thereby achieving the goal of a high degree of integrity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 Chinese culture; Zhuang nationals; ancient country of Luo Yue
学术界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从国家认同的理论内涵阐释、国家认同的理论渊源介绍、国家认同的路径分析等几个方面展开。其中，在国家认同的路径分析上，学者们强调构建国家认同是与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甚至宗族认同之间相辅相成，关系密切。覃彩銮在其关于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研究系列论文中，对壮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展进行追溯，指出“壮族的民族认同，经过了一个自在到自觉，从朦胧到逐渐清晰、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局、从各支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过程。”总的来看，历史上壮族及其先民在民族认同上有其发展规律，特点表现在，加强其民族认同的方式总是和壮族联合举行的反抗斗争相联系。
壮族国家认同与历代王朝边疆治理政策及对外战争历史关系密切：如唐宋的羁縻制度、土官制促进了壮族的国家认同感;元明土司制度进一步加強了壮族的国家认同;明清改土归流政策对壮族的国家认同产生重要影响;抗法战争、抗日战争从另一个层面加深壮族国家认同感;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极大程度上增进壮族国家认同感。[1]总的来看，有关国家认同的研究侧重于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民族国家社会中的国家认同探讨，较少从一个民族内部的历史发展和具体的文化特征来研究;关于国家认同路径的个案研究相对来说也是较为少见，对壮族国家认同的研究也多为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国家认同进行梳理;国家认同研究也多侧重于宏观上的研究，较为缺乏微观上的研究，致使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成果有缺乏深度之嫌。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以百越文化中的骆越文化，及其在南宁市武鸣区这个具体的时空场景中所具有的意义来探讨以武鸣为例的壮族人的国家认同。
一、骆越文化与武鸣壮族的民族文化认同
从20世纪末至今，特别是21世纪初，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等对古骆越的历史考察、文物普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们研究发现，早在5 000多年前，古代骆越先民已经创造出了自己的青铜历史，并发明了稻作文化，这才重新确认古骆越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根据历史记载，今广西是古代的百越族群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当高的西瓯和骆越的居住地。西瓯在今桂北一带，骆越在今桂南，经过考古学发现，古骆越都城在今武鸣县陆幹、马头、罗波、两江等镇一带，而骆越文化的最核心部分在祖宗圣山——大明山一带。古骆越所包括的民族也很复杂，现代壮侗语族族群与古骆越人后裔有近亲关系，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南以及东南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壮侗语族族群主要包括中国的壮族和布依族、老挝的老龙族、越南的岱族与侬族、缅甸的掸族、还有泰国的傣族以及印度的阿洪人等20多个民族，人口为1亿人左右。历史上这一语族族群曾以邕江和左右江流域为中心之一，以大明山地区为核心向外迁徙。因此，骆越文化是这些壮侗语民族的共有的精神家园。覃圣敏在《瓯骆古都及其南迁》一文中谈到，“西瓯与骆越在先秦时期是岭南两个不同的族群，后来，为了抵抗秦军的南来，这两个族群结成了一个联盟以共同抵御秦军。这个联盟的名称称为‘瓯骆’”[2]146。
梁庭望认为，从古骆越人的活动区域及历史文化语言划分等方面论证，骆越文化的主体在中国境内，属于古代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并强调骆越文化研究有力促进了我国边疆历史文化研究。他进一步表示，骆越文化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骆越古国最早开发岭南、最早开发南海、最早经营南海交通的三个方面研究结论，与国家南海局势和“一带一路”战略密切相关，不仅占领了骆越文化研究制高点，而且为真实展现古代中华民族发展及其在古代东方世界所处重要地位做出了特别贡献。[3]强调了骆越文化主体在中国境内这一历史事实，肯定了骆越古国的三个最早的贡献，指出骆越文化研究与国家南海局势和“一带一路”战略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现实意义，从而拓宽了骆越文化研究的视野。
具体到南宁市武鸣区的情况，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田野调查资料，均表明当地壮族对“骆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认同，而在实际行动中充分挖掘和弘扬骆越文化，树立正统的族源记忆，彰显自身的民族自豪感和高度的国家认同感。
《武鸣县图经》里记载：“武缘水，即古骆越水。”武缘即今之武鸣，可见骆越文化的时代之久远。《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朝建立后，四方来朝，商朝皇帝汤命令大臣伊尹明确四方各国分别需要进贡哪些物品，其中“正南瓯、邓、桂国……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还提到“路人大竹”。据称，这里提到的“瓯”“路（即骆）”，应该就是指西瓯和骆越。此外，一些周代青铜器上被发现有 “南国”“南瓯”等铭文，也表明其跟岭南古国有关。而那些贡品正是当时西瓯和骆越盛产的重要物资。这些文献记载都是骆越文化盛极一时的充分证据。
在武鸣县罗波镇罗波庙旁的宣传墙壁上，我们看到了有关“骆越文化——中华文化重要源头之一”的宣传墙报。在宣传栏里如此写道：
“骆越”也写作“雒越”，“骆越”就是最早居住在骆越地以鸟为图腾种植水稻的族群。“骆越”古壮语读做“rokwet”，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大明山下的以陆斡为中心的地域。
骆越族群最早在“骆越”地兴起后，沿着“古骆越水”（今武鸣河、右江河郁江）向南、向东和向北扩展，形成了百越族群，后来大部分北上和东进的百越族群又融合氐羌族群形成华夏族群。骆越民族是百越民族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岭南的大部分族群包括汉族、壮族、侗族、布依族、黎族、傣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都有古越人的血脉，都是骆越民族的后裔。
夏商时代骆越人在大明山下建立了骆越国，古骆越人在岭南地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稻作文化、针灸文化和龙母文化等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有深远的影响，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天地作证，山水作证，骆越后裔民族的祖山就是大明山，骆越后裔民族的母亲河骆越水的源头就在罗波镇，骆越后裔民族的根就在这里。
此外，我们在武鸣的庆乐小学宣传栏上看到武鸣骆越文化的有关介绍：
武鸣的古骆越文化是广西文化的根，只有了解武鸣的古骆越文化，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广西的文化，也才能正确地定位和建设广西的文化。武鸣古骆越文化遗存的丰富性、独特性和神秘性使得许多记述广西历史的著作都显得浅薄和武断。……武鸣古骆越文化的各种密码的破解使得我们重新认识了武鸣在广西文化的地位，也重新认识了广西在全国文化的地位。古骆越文化是百越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随处可见的骆越文化宣传栏，足见骆越文化早已深入人心。武鸣壮族人对自己的族源有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民族古文化——骆越文化家喻户晓，更以骆越先祖创造的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泉的光辉灿烂的骆越文化而自豪，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向心力显而易见。
二、駱越古国遗址与武鸣壮族的国家认同
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对骆越曾经建立的地方政权达成共识，承认骆越人曾经建了“国”。但对于这个国到底是古国还是方国还有一定的争议。
苏秉琦于1994年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理论，这一理论影响深远。他把中国国家起源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古国发展到方国，最后发展为帝国阶段，并称其为“三部曲”。[4]在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体系指导下，学者们对骆越古国的属性发表不同观点。罗宾认为，骆越古国的开始应该是部落结构，经过很多年代之后，大小部落才逐步合并成为“国”。之所以承认它是国，是因为它有“骆王、骆侯、骆将、骆民”，这些都是汉文书籍上有记载的。[5]71
罗世敏的《大明山的记忆： 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亦对骆越古国相关历史文化展开研究。郑超雄称骆越国为“骆越方国”，认为武鸣区马头镇元的元龙坡、安等秧等遗址发现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墓葬群，是骆越方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并从墓中出土的器物种类证明骆越方国当时已进入青铜文明社会。[6]208
在此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的梁庭望教授。2013至2016年，他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骆越方国考”，对古骆越国的历史、范围、社会与文化等进行研究。该研究认为今大明山西麓下的武鸣县马头一带应是骆越国的中心。如今这一项目已经圆满完成，于2016年11月举办了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对于骆越方国建立的时间、政治中心以及地域范围，梁庭望教授都进行了考证和公布。梁庭望教授的研究表明，早在商周时期，骆越人已建立起地方政权“骆越方国”，其都城在南宁市北郊武鸣区马头镇到陆斡镇一带。“骆越方国地域广大，包括广西西江以南，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南海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中国岛礁及相关海域，并一度管理到交趾和九真。”[7]这一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总的来看，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大多认为武鸣，尤其是马头镇是壮族先民骆越人的祖居地和骆越古国最早的都城所在地和骆越国崛起的中心。马头镇位于武鸣区东部，大明山脚下，与上林县交界，镇人民政府驻地马头圩，距县城37公里，全镇有12个村委会、1个社区、97个自然屯、177个生产小组，有5 833户共24 738人。考古发现，广西各地商代到战国时期的遗址、器物形成了以大明山为中心，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为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为外圈的分布格局。而其中武鸣区马头镇一带是历史年代最早、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遗址。
所以，马头镇历史悠久，是骆越文化的发源地，是骆越古国遗址的中心腹地，有安等秧坡和元龙坡商周、战国古墓葬群，还有敢刀洞、敢猪岩洞葬及明清时期镆铘巡检寨石城等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石锛和商代提梁卣，以及战国时代铜盘、铜针、陶器、镯、环玉饰、兵器、石砺等1千多件文物，是名不副实的“骆越文化古镇”。马头镇建有骆越文化展示馆，用于展示和宣传弘扬马头骆越文化，推动骆越民俗的发展，这里还流传着不少古老、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民俗习惯，其中“四月四”祈丰节是最能反映古骆越文化风情的一个节日，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讨论。[8]
三、传说中的骆越祖母王与壮族龙母文化
骆越人有深厚的、独特的信仰文化，其中之一就是将蛇视为骆越部族乃至方国的图腾和象征。而且蛇图腾崇拜深深地渗透到更大的文化层面，存在大量的文化遗存，后来演变成家喻户晓的龙母崇拜文化。武鸣壮区保存有浓郁、深厚的龙母文化传说和文化遗存。目前，发现有壮族地名的蛇谷、龙母村、龙河（“达额”）、龙母庙、龙窟潭、龙母碑、龙母墓等。考察中还发现了壮族流传的龙母山歌。笔者已在另一篇论文中阐述了武鸣壮族的龙母文化表达与族群认同的关系问题，强调了龙母文化对于壮族族群认同的意义所在。[9]
在武鸣民间广泛流传的龙母神话故事，其主要情节即是一个寡妇在路上捡回一条临死的短尾蛇，然后把它养育长大，寡妇死后，短尾蛇知恩图报，把寡妇葬在大明山的故事。寡妇在神话故事中就化身为龙母，短尾蛇就是“骆越王”的原形。在罗波镇的罗波庙里，供奉有龙母神像和骆越王的神像。每年三月初三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并已发展为骆越文化旅游节。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一年一度地在武鸣区罗波镇举办，近万人的当地群众与游客在罗波文化广场参加祭祀大典，共同以当地人认为是壮族甚至是古骆越的独特方式祭拜骆越祖母王“佬蒲”。祭祀大典结束之后，在罗波文化广场举行盛大的民俗文艺汇演活动。罗波镇通过公祭骆越祖母王，展示了壮乡“三月三”歌节文化特征以及人们对古骆越文化的历史记忆。据2011年的媒体报道：
2011年4月3日，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首次骆越始祖王祭祀大典在武鸣县骆越古镇罗波镇隆重举行，……以骆越民俗特有的方式祭拜骆越祖母王“佬浦”（壮语：祖母王或阿婆王）。当天上午，村民抬祖母王“佬浦”画像巡游罗波社区内外两环街道后，在社区文化广场设祭台举行公祭，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庭望老先生在祭典上讲话，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念读祭文，随后全体参加人员向祖母王行三鞠躬礼，主祭人员和群众代表分别向祖母王“佬浦”敬献花篮，群众和游客列队轮流供奉祭品和烧香祭拜。公祭仪式结束后，当场举行场面盛大的百家宴、观看骆越点兵舞等民俗文艺演出活动，约有2000多名村民和宾客同时进餐，欢享美食与文化同合的骆越特色民俗盛宴。
2011年公祭骆越祖母王文如下所示：
维公元2011年4月3日，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开幕之时，南宁市和武鸣县各界民众追怀骆越祖母王功德，敬备鲜花、三牲和香烛，设祭台于罗波祖庙前，致祭我骆越祖母王曰：思远古，雒鸟呈祥;昆仑都广，荆榛莽莽。维我蒲王，奋发图强;鸟田开创，野稻成粮。降虎驯蟒，乜掘名扬。冶铜炼矿，文明肇张。开国骆越，化服各邦。点兵岭南，城埠列江。船济远，南海开疆。航路通暢，锚越重洋。伟哉蒲王，德被八方，骆越文化，源远流长。后裔绵绵，赖蒲以昌。哀哉蒲王，操劳徨徨，积劳成疾，终成国殇。魂归岜虽，葬彼之阳。遗爱子孙，庙祭哀伤。恩泽不忘，精神传扬，祀典告成，俎豆列张，来格来歆！尚飨！
祭文歌颂了骆越王开国建都、创造骆越文化的莫大功劳。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马头出土的玉雕工艺品、铜卤有蛇的形状或纹饰，这些与当地民间传说的蛇图腾崇拜的“特掘”“乜掘”（后来“龙母文化”的前身）有关，所以，龙母文化应该是大明山周围骆越人的信仰和精神支柱。当前，武鸣壮族就是通过年复一年的节日庆祝及祭祀大典的方式展示与传承骆越文化。其突出的代表就是有关龙母的神话故事和骆越王祭祀庆典活动，从而起到了凝聚族群和加深民族、国家自豪感的作用。
四、
“四月四”骆越文化旅游节与国家的在场
作为骆越文化中心、骆越古国的都城所在地，马头镇不论是在考古发现，还是文化展示上都做足了工作，提供了充分的看得见的证据。其中，犹以骆越文化展示馆和“四月四”骆越文化旅游节为典型代表。
为了展示和宣传骆越文化，提高群众的文化自信心，马头镇于2012年11月27日建成一个60平方米的骆越文化展示馆。骆越文化展示馆收集了全区骆越文化的民风民俗、民间传说等资料与文物，展示了3 000多年来全区历史久远的、丰富的骆越文化。展示馆截止目前投入改造经费25万元，建筑面积132平方米，配备有专业灯光音响、点歌系统、投影仪等设备，可作为文化教育、学习培训、文化娱乐等活动场所。展示馆分有图文展示和实物展示，图文展示由骆越文化概要、考古考证、民风民俗、民间传说、明山秀水和风流人物六个部分组成，编撰书籍一本，目前正联系收集县内外骆越文化书籍;实物展示主要是依靠广泛发动群众，以捐赠、购买、存放等方式从群众中收集文物，所收集文物都做好登记造册，文物以实物存放为主，因其他原因不能实物存放的，则通过登记造册和拍摄图片等方式收藏，展示馆共收集有战国兵器、古代生产生活用具等35件文物。如今，武鸣骆越文化展示馆是“骆越文化研究基地”，成为该县对外宣传骆越文化的主要窗口之一。[10]
除了展示馆展示之外，武鸣区还通过年度节庆及祭祀大典活动增强人们对骆越国文化的记忆。其中以罗波镇一年一度的骆越王祭祀大典和马头镇的“四月四”祈丰节为突出代表。经过多年的努力，以“四月四”祈丰节活动为重要载体，马头镇的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和生态经济建设等方面成效突出：敬三村和马头社区成为“三月三”歌圩传承基地和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研究基地;“四月四”祈丰节于2014 年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月四”祈丰节原为马头镇敬三村雅家屯的传统节日，最初的节日内涵是为了求雨以获得稻谷丰收。2010年在武鸣区马头镇敬三村雅家屯举办首届骆越民俗“四月四”山歌狂欢节，2011年在雅家屯举办第二届骆越民俗“四月四”祈丰狂欢节。后来，由于雅家屯远离集市，交通不便，地方精英和政府部门认为不利于宣传骆越节日文化，遂从2012年起将节日活动的主会场搬迁到马头镇，节日名称不变，仍称“骆越民俗‘四月四’祈丰狂欢节”。2013年称为武鸣马头“四月四”骆越文化旅游节;从2014年到2016年，均把节日名称改为“武鸣壮族‘四月四’祈丰暨骆越民俗文化旅游节”。[10]
隶属于马头镇敬三村的雅家屯被视为“骆越古村”，该村有中府大王庙遗址、龙母传说源地、壮乡古歌圩遗址、古兵寨遗址等。雅家岩敢刀洞因发现石器时代的石锛被列为武鸣骆越文化六大遗址之一;2010年9月该村出土一面冷水冲型大铜鼓，为“骆越古村”增加了有力证据;龙母传说在当地民间家喻户晓;“四月四”祈丰节、骆垌舞、壮家美食技艺、耕织技艺以及其他民俗流传至今。更加令人注目的是位于雅家屯的骆越文化广场。广场一端建有形似铜鼓的戏台，戏台旁边系两块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书写着“雅家屯骆越文化广场建立碑记”，碑文显示广场的建成时间是2011年5月6日。分别刻于石碑左右两排竖行的文字——“聚四海能量建壮乡名村，扬骆越古风展雅家风采”，体现了该村的骆越文化古村特征及其发展愿景。其二为功德碑，详细记载踊跃捐资的各方人士。铜鼓戏台主要用于四月四骆越文化旅游节的举办;广场另一端为一座两层楼房，是敬三村文化活动中心。这些都是该屯骆越文化元素的体现。[8]
如果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场节日活动中，“骆越”元素的强调，如骆越文化旅游节、骆越多锅宴、骆越文化广场、骆越铜鼓等名称的出现，也可以说另一种意义上从历史的角度强调和突出了马头镇曾经作为骆越古国中心的辉煌和繁荣，这种辉煌和繁荣在今天以节日这样一个聚集上万人的场合再次彰显，起到宣传和教育的作用。它使壮族人由此获得深刻的历史感和穿越时间隧道的即时感，勾连了骆越古国的过去与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纽带，进一步加深人们对骆越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头的意识。
五、
小结：文化认同是连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纽带
构建国家认同是与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宗族认同互为联系、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的。然而，在构建国家认同的路径上，不同的地方社会，其认同路径也不一。壮族聚居地的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通过历史文献、考古发现、信仰崇拜和仪式实践等方面强调自身文化的悠久历史及其与中央王朝及中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性，从而强化当地壮族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尤其突出百越文化的一支——骆越文化的重要意义。在此，我们发现，武鸣壮族对国家的认同主要是通过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同而来。一是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论证和强调了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强调骆越文化的中心在武鸣，而骆越文化是百越文化的核心部分，所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二是从考古发现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认定骆越古国遗址就在武鸣马头镇，因之骆越古国遗址马头就被当地人视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三是武鸣盛行的骆越祖母王和龙母崇拜文化，是骆越古国的精神支柱，这种信仰崇拜文化如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从而强化了人们对于骆越古国所具有的文明中心和发祥地的认识。四是在当地一年一度举行的四月四骆越文化旅游节，以节日的方式展现了骆越文化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强调了“骆越”这一核心概念，正是国家在场的体现。
概而言之，武鸣壮族的国家认同构建紧紧围绕着“骆越文化”这一核心要素，从历史意义、考古价值、信仰崇拜、节日实践等方面强调和突显“骆越文化”在武鸣的全面展现及其与中华文化之间的關联，以此强调当地人对自身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中心的自豪感，从而增强当地壮族对国家的认同感。
文化认同是指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对共同文化的一种确认。文化认同的依据就是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其中，拥有共同的文化可以说是人们民族认同、社会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基础。[11]由文化认同而发展到国家认同一直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徐杰舜认为不同的族群能否凝聚成一个民族的关键在于文化的认同，他以汉民族的滚雪球为例，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之所以能在滚雪球发展中凝聚成雪球，而且越滚越结实，文化认同是重要的原因。[12]此外，他认为认同内化的基础是文化基因，在这个基础上认同的力量强大。[13]李伟认为回族是在中华大地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吸收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并经历了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发展到对中华民族认同，再到对国家的高度认同这一过程。[14]可见，从族群认同发展到民族认同，最后上升到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文化认同是沟通的桥梁。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都无法割断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密切联系。
环大明山地区（尤以武鸣为代表）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是骆越文化的中心，是骆越古国的都城所在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壮族心向国家，向往中华文化的重要信仰和精神源泉。这种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高度契合、密切相关。
环大明山地区是骆越族群的主要活动中心，历史上曾建立过强大的方国，这是古代骆越文明的一个文化积淀，是骆越族群美好的理想和精神家园，是骆越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象征符号。
……
从母系氏族社会到商周秦汉，在环大明山地区的南麓区域是岭南文明程度发育最早、商周秦汉史籍中记载最多、世居岭南的骆越民族祖居地，是千百年来令现代壮侗语系民族魂牵梦萦的骆越古都所在地！[15]244-245
因此，通过上述研究，武鸣壮族不仅在口头上传承有关骆越古国的龙母信仰传说故事，还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重建骆越文化，弘扬骆越文化，强化骆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骆越先民为中华民族、为我们的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一思想，从而达到宣传和教育的作用。武鸣壮族人从小就意识到如同我们的祖先骆越人一样，当前的壮族也是祖国大家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壮族人为当代中国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武鸣党委政府和地方精英充分重视和挖掘自身具有的悠久历史遗存和考古发现的丰富文化资源，以三月三和四月四两个重要的壮族节日，打造为骆越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加深当地人和外来者对骆越古国、骆越古都的辉煌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强化自身的文化正统和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意识，武鸣壮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愈加凸显。
总之，在具体的国家认同构建路径上，以武鸣为代表的壮族依托“骆越文化”中心、“骆越古国”都城所在地的自身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通过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丰富的民间传说故事，再以节日和日常生活习俗等方式加以强化的路径，从而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统一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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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勤美）
收稿日期：2019-10-08
基金项目：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中越边境固边睦邻建设与壮族边民国家意识研究”（18BMZ006）;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青年学者创新团队“广西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与社会治理研究”资助成果;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资助成果。
作者简介：
罗彩娟，女，广西象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人类学、南方民族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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