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ing，互联网黑话，字面意为「落地」，通常指新员工或转岗员工在公司找到自己的位置，适应新环境和新角色，并顺利开展工作的前期过程。在小红书的帖子里，Landing往往和「失败」一起出现，比如“大厂Landing失败，想辞职的心到达顶峰”。
随机点开几个描述自己Landing失败的帖子，你就会发现，当大家讨论Landing时，更多的不是指技术上的融入，而是文化与精神层面，比如是否能够接受无尽的加班和精神施压，是不是站对了队伍、跟对了人等等：
最后一个月被宇宙厂卡试用期，只因为“缺乏沟通”（不够舔，不够嫡）。
跟上级的磨合一直不太顺利，有点被精神控制的感觉，压力极大。身边很多同事说试用期根本不用担心，99％都会过的，没想到我成了那1％“特别蠢的人”。宇宙厂假期福利很多，但请假后该参加的会议、该写的文档、该打来的电话一点不会少，即使是病假。眼见太多同事小心翼翼地在个人签名写“在医院xx，消息晚点回复请见谅”，甚至有动了甲癌手术后休假半月的同事，居家办公了半月，还每天跟上级汇报工作，上级还赞扬他工作积极，暗示我们要加油。
我也landing失败了，但和小红书上写的原因并不完全一样。2024年8月，因为朋友的介绍，我意外地回到了一家互联网大厂做PR。在这之前，我已经两年半没有踏入职场了。我接了offer，试图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去体验。
但是，上班的每一天，我都感到格格不入。从每天上下班都会和门口保安大哥打招呼，被同事评价“身上没有一点班味儿”，到后来下班之后只想看无脑剧获得不需要动脑子的快乐，疯狂购物，获得一种退行性满足。原本充满好奇和探索欲的局外人，渐渐被重复性的工作磨灭了对一切的兴趣，连最初的观察热情也随之消失。
最后，只干了3个月，我就提出了离职。
Landing，服从性测试的一种
在大厂，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用来开会。光是周会，每周都要开三次，小组开一次，大组开两次。但这几个会其实没什么区别。会上，大家可能会为海报主题色从蓝色改成绿色展开长时间争论，或者是官方账号因为“箭头”被限流，从而激烈讨论这是不是“水面上”的问题（即官方明确禁止的，而不是需要自行摸索红线的问题）。
我经常在开周会的时候跑神，思考为什么我们坐在一间宽敞明亮又暖和的大会议室里，煞有介事地讨论着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堂而皇之地浪费彼此的时间。跑神的时候，我发现同事们都把眼睛藏在电脑屏幕后，屏幕背面贴满了贴纸：“零工女孩”、“7*24打工人”、“问题不大，别慌稳住”，仿佛在自嘲这种无意义的忙碌。
除了讨论，会议有时也承担着向上汇报的功能。然而，层层汇报不仅增加了额外的沟通成本，还使得工作的推进更加低效。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没有人敢于真正承担责任。
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产出的评判标准难以量化（尽管没有比互联网大厂更爱讲“量化”的场合了），更直接来源于上级的看法。PR这份工作，有时并非为了满足品牌或者用户的需求，所有的产出，甚至包括数据和互动，都缺乏真实的用户反馈，而是靠花钱“买”来的。你始终无法真正知道自己的受众是谁。提案是为领导呈现的，花钱的目的也是为了领导的认可。最终，工作变成了一种极致的务虚，充斥着无意义的应付与表演，无人喊停。
我的领导在这家大厂多年，日常生活里的他，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他是播客「随机波动」的忠实听众，也会把电影《好东西》推荐给组里所有人。但在职场里，他会安排组里同事去做与个人成长能力提升毫无关系的dirty work，比如占用同事下班后或周末休息的时间，只是为了让他在其他小组的短视频做出镜员工。这和这位同事的本职工作几乎无关，而尽管同事主观上并不想做，但领导很坚持，出发点是“部门需要他做这个”。当被问及这位同事的晋升以什么标准评定时，他坚定地认为，需要在大领导面前“刷存在感”、“让领导看到他的努力”。
与此同时，员工会将从上级或平级那里感受到的压力，用其他方式转嫁给自己的下属。一次，实习生把线上抽奖的奖品名称写错了，物料被紧急下架，同事严厉批评她并施压：“你要是再这样，我再也没法相信你了。”实习生委屈地哭了一中午，其实这个小错误对结果毫无影响，但没人敢不做。我感到十分恍惚：为什么听上去，这像是情侣吵架提分手时会说的话？
在大厂久了，人好像失去了描述事件与情绪的能力，而“DAU”、“OKR”、“留存率”这样的词又被严丝合缝地卡进大机器的齿轮里。每当我听到“颗粒度”、“拉齐”、“前置”、“勾兑”时，总会理直气壮地问：“啥意思，没懂。” 它好像是一个开关，你会发现，其实对方也可以马上把黑话转换成人话的。
事实上，从领导到同事，并非无法沟通的，只不过在大厂工作，服从性和人本身的个性，是无法兼得的悖论——越像人，就越容易被淘汰。而熬过Landing期、熬得更久的人，也在侥幸之余，感叹自己被压缩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美剧《人生切割术·第二季》
时代变了，行业也变了
在这之前，我曾经在大厂上了很多年的班。这次回来我发现，行业早就变了。当然，变化不是从我离开的那天才开始的。
时间回到2015年，当年你不时能听说或遇到一些互联网传奇故事。比如哪家互联网公司的某个业务负责人，因为在论坛写的东西非常出名而被挖到公司上班，HR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工地搬砖。
再比如我有个朋友，他没上过大学，喜欢自己捣鼓一些开源程序，放在Github上面。2011年的一天，一个中年人给他打来电话，要买下他的程序，同时邀请他来北京上班。他也没什么迟疑，来到北京做起了研发，就这样成为了西二旗一家科技公司的元老。
在行业上升期，增长能掩盖很多问题。招人没有门槛，做事不拘小节，相比现在的行业环境，人们会称互联网公司为“乌托邦”。也并不是说当时的情形多么完美，只是人们从比较中获得幸福。
在当时的互联网公司做事，最重要的是审美、洞察和好奇。像我这样的内容从业者，会以自己有道德底线和内容洁癖为荣。而现在还坚持这些的，算得上“老派人”。现如今，过了行业爆发期，加上越收越紧却没人可以明说的政策红线，已经没有人在乎有趣和创意，重要的是流量，增长，裂变。模仿和抄袭成了常态。
一位曾在一家老派互联网公司做了十年内容的朋友，写过这样一段话：
这两年挺多时候，会很惋惜近两年毕业的小孩们——他们在刚进入职场的时候，缺少了职场其实最需要的两种东西：正反馈和工作意义感。这两种东西很好形容，正反馈的来源，是粉丝数、是流量、是读者好评一类的东西；工作意义感是理想主义、上升通道和工作回报。
当年的互联网行业给人的感觉是年轻，蓬勃，自由，而现在则越来越官僚、僵化和无意义内卷。红海阶段，那些不够搏命的公司，就像不够内卷的员工结局一样：裁员，倒闭，淘汰。
行业的兴衰更替，从招聘软件历年的广告变迁，也可见一斑。
2019年，一个朋友在西二旗附近实习，他说每天在地铁站可以看到类似“调查显示，这附近互联网人的平均工资是2.5万”的地铁广告牌标语。到了2022年的一天，他偶然又路过西二旗地铁站，发现标语的角度变了：“面包会一直有，从制糖到揉面团的各种工作也都会一直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有成千上万的活儿要干”。
这样的广告出现在西二旗——聚集了北京最多互联网公司的地方，有些令人错愕。标语除了试图提供一种情绪上的安抚，它喊话的对象也变了。当然，可能人还是同一批人，只不过经历了裁员之后，大厂从业者去跑网约车和送外卖的转行尝试屡见不鲜。
一家招聘软件在几年前的地铁广告投放中，曾以新人员工的视角写道“我不会，但我可以学。一张白纸更要直接谈”。这也曾经是互联网公司招人时看中的态度。而时过境迁，现在互联网从业者会在小红书上调侃和模仿公司领导们的话术：“公司招你来是干活的，不是让你成长的，不干就把位置让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人在Landing期的试错成本在增加，试错机会在减少。组织不再有耐心培训和带人，个体也不敢犯错，双方都越来越依赖“看上去最有效”的单一路径。
电影《年会不能停！》
大厂人，Landing 但不落地
有意思的是，Landing虽然意味着落地，但在我眼中，很多Landing成功的大厂人并不落地。或者说，和真正的“落地”相比，大厂生活更像是一种悬浮的“真空泡泡圈”。
人们总说不上班的人会和社会脱节，其实写字楼里坐着的人更像是在象牙塔里，就像同事之间会互称“同学”。Title、package、base是聊天的高频词。大厂生活方式是高收入、快节奏的，这种状态会给他们屏蔽很多信息。大厂之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大家好像不太关心，哪怕这其实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人们聊得最多的是消费，哪怕厂以外的世界全都在消费降级，厂里的人感知是迟钝和滞后的。小到玩偶手办，香水衣服，户外装备，医美产品，大到家具家电，A股基金，车子房子。消费购物高频充斥着聊天内容。
有一阵子，我觉察到自己也在疯狂花钱，买一大堆其实我并不需要的东西。后来我发现高消费是一种精神代偿，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在工作时间之外的我还活着。在我按下付款按钮的时候，我以为短暂地夺回了自己。
而用消费填充生活恰恰证明，人没有收到创造和生产上的正反馈，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对这家公司到底有什么用，也不知道做的东西到底谁在看，一切都像是鬼打墙。把自己费尽心机挣到的钱全花在这些事上，然后敦促自己继续上班，以继续维持这种大厂生活方式。
一个同事家和公司是对角线，上班开车要30多公里，坐地铁要转3趟地铁，一共18站。他每天的通勤往返时间是3小时。他在这家公司呆了快10年，每天十点半来，八点半走，下了班还要随时在线响应工作——而这甚至不算工作强度太大。
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有人可以接受毫无个人时间地坚持在一家公司呆着，后来想通了，他们身上不仅仅是有贷款，有家庭，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内生的节律：过去的十五年已经习惯这样了，生活没有给他们提供第二种选择。一位在大厂工作多年的朋友曾说，能进“顶级大厂”的年轻人，要么学历顶尖，要么履历顶尖。他们从没体会过除了“赢”以外的感觉，并且觉得自己总会一直赢下去。
在得知我决定离职的时候，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劝我再坚持坚持，演一演——只要表演出你很努力就可以了。他坦言，自己也时常觉得工作就是“屎里雕花”，为了挣点小钱，养活自己。
而我刚来的那周，这个同事给我看了一个梁天和姜文的电影《本命年》的片段，那个片段里的高频词是梁天跟姜文说的“没劲”：“你说活着有什么劲，你说上班儿吧，没劲。不上班儿吧，也没劲。你说搞对象吧，没劲，那不搞对象也没劲，你说这怎么什么事儿它都没劲。要钱有什么劲，不要钱吧，也没劲。”
这部电影讲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李慧泉，一个刑满释放的社会青年无法融入社会的故事，他在那个时代或许像个异类，但在今天，实在有太多不同程度的“李慧泉”了。
电影《本命年》
抢不到椅子，还有沙发
Landing能够被引起讨论，除了大厂人在小红书有更多的互联网话语权和关注度以外，究其根本是一个找位置的行为。而今天，每一个人都比以往更迫切想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的位置在哪里？我要加入他们吗？我为什么显得格格不入？”几乎每个人都在心里问过这类问题。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社会能提供的位置太少了，我们对位置的想象也极其有限。所有人都在玩抢椅子游戏，音乐停止时，没抢到椅子的人站在那里很局促，觉得自己输了。
一方面，“毕业 - 进大公司 - 卷晋升 - 跳槽涨薪”这条路径不再有普适性；另一方面，在突破旧有框架的尝试中，人们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迷茫和不确定。制度性的兜底欠缺，个体的试错成本变高，用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话说：“我们要求个体来解决那些迄今为止一直由政府、国家和共同体解决的问题。”
人们当然可以努力提升自己，不断跳槽寻找更好的机会，也可以彻底躺平。但这些都只是对现状的被动反应，而不是对问题的真正解决。今天，人们对良好工作失去想象力，就像失去了对理想爱情的憧憬——不是不再需要了，是实在挑不出来，索性不要了。而对意义感的追问又被空前放大。
老实说，没有一种工作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对意义感的追求，因为意义感并不是外在赋予的，而是通过人与工作的互动、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创造逐渐建立的。正如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区分了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是为了维持生存的重复性活动，工作是创造持久价值的活动，而行动则是通过与他人互动、在公共领域中展现自我、创造意义的过程。
写到这里，我想到在一档播客的早期节目中，听众来信问主播“如何在改变不了客观环境下更好地做内心的自我建设，这样矛盾地生活（既不满又不愿离开）是否是一种鸵鸟式的生活？”类似的问题可以延展出很多，比如“工作没意义感怎么办”，“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怎么办”……
主播的回答影响了我很多年：“融入真生活”。去实施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过一种真实落地的生活，而不是悬浮在空中，追求社会宣扬的物质、财富、成功、权力式的体面。
电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再次从大厂离职后，我来日本做滑雪教练。这件事非常好玩，因为你做的事情有没有效果，学员有没有学会，喜不喜欢，反馈是即刻产生的。
不再上班的这几年，从自己偶尔接项目到拿到稳定客户，从去新西兰打工旅行到来日本做教练，没有大厂的光环和背书，一切重新开始，而我甘之如饴。过去的工作经验也提供了许多技能，而这些能力又被复用于全新的领域。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人上班可能会猝死，但不上班是饿不死的。
上个月碰到一个新加坡学员，她得知我是中国人之后非常好奇：“新闻里说中国的失业率很高，这是真的吗？”
我想了想回答道：“就业和经济情况确实不好，但是我认为，这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年轻人主动选择不再上班，因为不想卷，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工作上。蛋糕不够分了，原本的秩序在瓦解，大家都在自己想辙，摸索新的秩序，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虽然个体很难对社会性问题给出解决方案，但至少我们可以开始质疑那些所谓的“标准”，也可以开始行动，开始尝试。或许当我们敢于想象和体验更多的可能性时，新的位置就会慢慢浮现出来。辞职和不婚都是人们在用行动回应时代话题，某种程度上也是拿自己做实验，蹚着水过一条全新的河。
意义感的根源在于重建秩序，自由并非单纯地逃离或进入某个系统，而是摸索属于自己的规则。人不是非要玩抢椅子的游戏。椅子之外，还有沙发、秋千和吊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刘天，编辑：阳少，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