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荣廷的早年生活十分艰辛，作为孤儿的他从小过着贫困潦倒的日子，直到二十岁时，他离开家乡，流落至龙州水口，加入了三点会这个天地会分支。这个组织并不像洪秀全的“拜上帝会”那样具有宗教性质，陆荣廷所领导的团队更加关注的是物质和权力的诱惑。在《陆荣廷传》一书中提到，陆荣廷通过三荣定计的策划，成功在一系列的利益博弈中脱颖而出，凭借着出色的智慧，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网。
当时，担任广西提督的苏宫保为了剿灭陆荣廷等人，投入了大量的军力。然而，陆荣廷与队伍成员们凭借出色的游击战术，以及边疆百姓的暗中协助，总能神出鬼没，成功避免了清朝军队的追捕。最终，苏宫保只能通过陆荣廷的表弟吴忠伟来进行劝降。经过一番深夜长谈后，陆荣廷与其同伴们最终决定投降，以便获得官职和社会认可。
这种“化匪为官”的情况在两广一带并不罕见。由于清朝末期的地方官员普遍腐败且懦弱，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他们对这些地方帮派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甚至时常向天地会的头目施行招安，以换取地方的安定。因此，许多原本是匪徒的地头蛇，通过伪装投降，最终转变为官职高升的“合法”人物。
在此过程中，陆荣廷并未安于现状，而是与其他投降的帮派力量合并，创建了建字营，借助清廷的名义打压地方上的其他势力，逐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镇压了同盟会的起义，打压新兴的革命势力，保持地方的统治秩序。然而，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陆荣廷的立场发生了剧变。广西宣布独立，原本担任清廷官职的外地官员纷纷选择辞职，陆荣廷抓住这个时机，迅速支持广西独立并痛斥清朝暴政。
在此背景下，陆荣廷成功自立为广西提督，并开始筹建自己的地方政府。在“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下，他逐渐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核心成员多来自三点会的老战友。这支军队成为了旧桂系的基础，并为后来的新桂系崛起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桂系与旧桂系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后者的核心成员较少，且更为松散，而新桂系则在层级和管理上有了明显的改进。这一切要归功于李宗仁、白崇禧等年轻领导人的引领。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虽然在旧桂系内的起点较低，但他们的军事教育和政治理念更为先进，尤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们显得比传统的绿林出身的旧桂系军阀更具时代感。
这群年轻军官的崛起，成为了旧桂系核心成员的威胁。为了削弱这股新生力量，旧桂系的领导层选择冷待这些年轻军官。然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并未因此止步，他们在玉林一带静心蛰伏，等待时机。随着广西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在1910到1920年间，旧桂系内部的权力斗争不断，各部为自保纷纷脱离陆荣廷的领导，这使得陆的军队元气大伤。
1922年，李宗仁带着2000兵力进驻玉林，并开始在该地建立稳固的基地。由于他曾在此地驻扎，了解当地情况，因此成功避免了民众反抗。李宗仁还特别注重与地方乡绅的合作，借助他们的支持，确保了军队的物资供给和财政稳定。通过与玉林本地的深厚关系，他获得了充足的资金和民众的支持，为后续的军事扩展奠定了基础。
1924年，陆荣廷与沈鸿英之间的冲突为李宗仁提供了机会。趁着陆荣廷的防备松懈，李宗仁带兵消灭了陆的势力，并与沈鸿英展开激烈争夺。最终，李宗仁成功剿灭了沈部，稳定了广西局势，为新桂系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经过一系列斗争，李宗仁等人终于成功打破了广西的混乱局面，国民党新桂系的力量也在全国范围内声名远扬。新桂系曾因其坚韧不拔的态度和对抗蒋介石的决心，被评价为“凶虎恶狼”。他们不仅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激烈的冲突，还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出了极强的军事能力。
然而，尽管新桂系在一段时间内依旧强势，但随着抗战结束，桂系与解放军的关系恶化，最终在1949年解放军出击湖南，彻底消灭了驻扎在该地的桂系主力军，桂系的历史也走向了终结。
这些事迹背后，体现的正是桂系军阀在复杂政治局势中的韧性与坚强。他们的崛起与衰落，离不开地域、民心、经济基础以及领导层的战略决策。尽管最终未能抵挡住历史的洪流，桂系的强悍与不屈，仍为后世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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