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叫做“国家机器”，比如军队、监狱、司法体系等，它有着明显的统治性和暴力性，可以用武力强制人民遵纪守法，但是只靠国家机器不可能得到长久的统治。
另外一种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指的是产生意识形态的机制，内化到每个人的心中，并使之遵从。
传统价值观的回归
在温斯顿·格鲁姆的原著小说《阿甘正传》中，主人公阿甘是一个满嘴脏话、性欲旺盛的叙事者，他的一生可谓荒谬不堪，充满了黑色幽默。
早年参加越战立下战功，回国后他加入了一支乐队时并沉迷于毒品，后因为在反战集会上用国会勋章砸伤人而被关进监狱。
再后来他又成为一名职业摔跤手，为了赚钱在比赛中作假，甚至他还和一只公猴子还有另外一位女宇航员上了太空。
在原作中，阿甘确确实实参与了20世纪后半段的历史，而不是像电影中那样懵懂地置身其外，超越于各个历史场景。
小说中的珍妮是一名反越战参与者，她多次参加反战游行，但原著中的她要比电影中传统许多。
她因为阿甘吸毒过量多次劝阻，作为阿甘的女友看到阿甘和女歌迷乱搞而愤怒离去，最后珍妮看到阿甘为了赚钱而放弃尊严地参加摔跤比赛而彻底地失望离去。
在留给阿甘的信里她说她“只想找个地方过单纯的日子”，而阿甘不能找一个“正经工作”，她只得选择离开然后和别人结婚，生下了她和阿甘的孩子，在小说的结尾阿甘和珍妮也没有结婚。
可以看出在小说当中是珍妮一直在等候着阿甘，想和他过平静安稳的生活却一直未能如愿。
然而在《阿甘正传》这部电影中，珍妮成了一个性格扭曲、反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迷途羔羊，与之明显对应的，影片中的阿甘变成了无比纯洁善良、永远守护着珍妮的角色。
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将珍妮从危险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但是珍妮却一次又一次地远离阿甘，在她的反叛之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堕入深渊。
电影《阿甘正传》通过对阿甘和珍妮的角色互换，首先表现出了对美国社会传统价值的强调和颂扬——这些价值几乎在阿甘身上都体现了出来：诚实、善良、守信、勤劳、重感情、重家庭、有信仰。
影片中的珍妮有着强烈的反传统和自毁意识，她是一片反叛的树叶却只能在命运的寒风中逐渐凋零。
阿甘曾经把她从黑豹党首领的暴力中救出来，但是她最终还是回到这个野蛮男人身边，前往了当时反主流文化的中心——伯克利。
在新年之夜阿甘想起了珍妮，此时镜头中出现的珍妮带着淤青的眼圈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那个男人，显然她所遭到的暴力从未停止，她在一条自毁的道路上也一直没有回头。
影片最后珍妮告诉阿甘她染上了一种医生不知如何医治的病毒，很容易猜测这就是艾滋病，影片似乎在暗示艾滋病是上帝对吸毒、乱性和反叛的人的天谴，于是死于艾滋病便成为了珍妮反叛行为的恶果。
但是尽管如此，她依然在死之前再次得到阿甘的拯救并和阿甘结为夫妻，将孩子交付给丈夫，并安详地在家庭的温暖中死去。
阿甘和珍妮的最终结局形成鲜明对比，影片通过这样的结局含蓄地批评了反主流文化，宣告了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回归。
《阿甘正传》原著中珍妮和别人结了婚，但是生下了她与阿甘的孩子，阿甘决定不去打扰他们，他觉得小家伙还是跟着珍妮和她丈夫生活比较好。
但是在电影中最后接纳珍妮的还是阿甘，这样的结局也预示着电影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否定。
珍妮被大学开除后去实现自己当明星的梦想，结果却是只能当一名裸体演唱歌手，而一丝不挂的她在那个龌龊的舞台上所演唱的，正是美国民权和反战。
运动的代表歌曲鲍勃·迪伦的《答案飘在风中》，这个细节也再次显示了影片对于各种反文化、反主流势力的贬低态度。
当珍妮最终离开了反主流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队伍以后，她只能成为一名餐厅服务员，这和阿甘的大获成功形成鲜明对比。
影片在预示，妇女解放运动并不能将珍妮带向光明，只有代表着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男人阿甘才能将她挽救，给她一个归宿。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总统授奖仪式结束后阿甘被拉到了反战游行队伍当中，演讲台上的反战主义领袖阿比·霍夫曼请阿甘讲几句话，随后电影便上演了阿甘与珍妮史诗一般的意外重逢。
而这个意味深长、具有仪式感的盛大场面也是原著中所没有的。
阿甘与珍妮在上万观众的欢呼中紧紧拥抱，这一重逢的场景象征着主流社会与反战势力的和解。
珍妮代表着当时的“花孩儿”，而阿甘则身穿军装，戴着总统授予的国会勋章。
两个人在华盛顿独立纪念碑的映照下跳入水池奔向对方，构造出了一个不可能的神话：反战与主流和解，战争留下巨大创伤也以如此感人的方式愈合。
阿甘与珍妮的命运交织表面上是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但是背后隐藏的却是意识形态腹语术，是影片最为重要的叙事策略。
种族的和解
在美国60年代以后的历史上，黑人民权运动和种族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回避，这给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动荡，阿甘与布巴的情谊便是电影创造种族和解和团圆局面的手段。
在小说《阿甘正传》中，黑人布巴是阿甘的大学同学和橄榄球队友，后来又在越战战场上相遇。
而在电影中，两人的首次相遇是在参军的客车上，整个车的人都拒绝和阿甘坐在一起，唯独布巴把旁边的位子给了阿甘，这首次相遇便让两个不同种族的人成了手足兄弟。
到达越南后，两个人更是形影不离，他们的和谐相处实际上也是电影对于种族和解的暗示。
影片中阿甘与布巴在一起的时候，布巴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着他的捕虾经历和梦想，而呆痴的阿甘总是安静的倾听，没有一点厌烦的情绪，这样的画面让人感觉无比温馨和谐。
电影还通过两人的对话来体现他们之间的手足情谊。
比如在雨夜中两人背靠背坐在露天营地当中，布巴说：“我靠着你的背，你也靠着我，这样我们睡着了也不会栽倒泥里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是好伙伴吗？因为我们互相照顾，就像亲兄弟一样。”
比如在雨夜中两人背靠背坐在露天营地当中，布巴说：“我靠着你的背，你也靠着我，这样我们睡着了也不会栽倒泥里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是好伙伴吗？因为我们互相照顾，就像亲兄弟一样。”
两人这样亲密的关系营造了种族和解的氛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重新叙述甚至篡改了美国60年代以后风起云涌的历史。
我们可以注意到阿甘在电影中经历了众多历史事件，唯独一系列种族问题在电影中是几乎都没有出现的。
比如选举登记运动、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与被刺杀、伯明翰公车抵制运动、65年瓦茨暴乱、92年洛杉矶黑人暴乱等等。
比如选举登记运动、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与被刺杀、伯明翰公车抵制运动、65年瓦茨暴乱、92年洛杉矶黑人暴乱等等。
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阿甘与布巴的情谊、布巴邀请阿甘一起做捕虾生意、阿甘冒着生命危险把受伤的布巴从战火中救出，并在他生命的最后陪伴着他。
这一些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在不同的种族之间起到了协调性作用，产生了弥合性的力量，缓和了美国各种族之间紧张的局面。
阿甘买了捕虾船后一开始打不到虾，于是去教堂祈祷，电影别有用心地安排阿甘去了一间黑人浸礼会教堂。
之后阿甘生意越做越好，一夜之间变为富翁，他便给这家黑人教堂捐钱并把他收入的一半分给布巴的妈妈。
白人阿甘承受黑人教堂的恩泽，阿甘再帮助黑人改变命运和地位，于是阿甘再次成为了种族和解的使者。
《阿甘正传》电影与小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布巴临死的时刻。
小说中的布巴在临死前问道：“阿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而阿甘无法给出回答，只是无语地想着“我要怎么说？”
小说中的布巴在临死前问道：“阿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而阿甘无法给出回答，只是无语地想着“我要怎么说？”
事实上，小说中的反战情绪在很多这样的问题中处处显现出来。
比如布巴的父亲在见到阿甘的时候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没有人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灾难性的战争，越南战争给美国人民心头留下的巨大伤痕无法愈合。
而在电影中布巴死之前问了同样的问题，阿甘的反应是带着他一贯的天真单纯的表情说：“你中弹了。”
当后来阿甘见到布巴的母亲时把一张巨额支票交给她，母亲看到后被惊呆直至晕倒，而对布巴的战死没有说一句话。
电影正是通过阿甘那懵懂单纯的表情与回答以及母亲晕倒的喜剧性场面弱化了战争的残酷和创伤，逃避了人们茫然的追问。
宗教信仰的回归
丹中尉在《阿甘正传》电影和小说中都出现，但是却同样有着较大区别，在原著中丹中尉并非阿甘的直接上司，他们只是受伤后在医院里相识。
但是在电影中丹中尉是阿甘与布巴的长官，而且被打造成了出身军人世家，视军人使命重于生命的美国大兵。
他的祖辈们参加了美国经历过的所有战争并都为之献出了生命。
然而，电影中阿甘的连队受到越南人伏击，伤亡惨重，视死如归的丹中尉强烈拒绝阿甘的救援，继续向敌人射击。
后来活下来的丹中尉甚至还谴责阿甘违背了自己战死沙场的意愿，让自己蒙羞，有愧于自己军人的使命。
电影塑造这样一个铁血、忠诚、勇敢的军人形象，显然也有意识形态症候在其中。
这个形象无疑可以减弱人们对美国对越政策的怀疑，重建人们的爱国主义，弱化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消极情绪。
《阿甘正传》原著中也没有出现阿甘和珍妮的婚礼，以及丹中尉带着自己的亚裔未婚妻参加婚礼。
在这一婚礼上有着好几重相逢，代表着几种和解与象征，丹中尉在战争后曾经一度堕落、自暴自弃，醉生梦死地和妓女们夜夜笙歌，这显然也是战争的伤害带来的恶果。
而在这场婚礼上，丹中尉有了为他量身定做的钛合金假肢，重新站了起来，这也就是说他从伤痛的深渊中被解救出来，战胜了战争和历史的阉割力量。
站在他身边的亚裔未婚妻很可能是越南裔，这一匪夷所思的结合象征着战争双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和解团圆。
还有珍妮和丹中尉的拥抱和问候，这些场景都将美国社会的四分五裂和创伤痛苦掩盖，把一幕幕和解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此外，电影中丹中尉这一角色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代表着人与神的和解，宗教信仰的回归。
他在战后一度失去了信仰，或者说他从来不曾信奉上帝，在阿甘去黑人浸礼教堂祈祷的时候他只在一旁喝着酒冷漠地观看。
祈祷后再次出海又是一无所获，丹中尉再次表示对上帝的强烈质疑，在翻江倒海的风暴中，丹中尉爬上桅杆向上帝叫嚣，疯狂的咒骂。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捕虾生意的兴旺，丹中尉变得平和了许多，战争给他的创痛也逐渐被抚平。
这是继越南战场上之后，阿甘对丹中尉的又一次拯救，这一次拯救的是他的灵魂。
虽然丹中尉没有说出口，但我们知道他对阿甘已是心怀感激，而且就像阿甘说的那样：“他与上帝和解了。”
事实上，电影导演对怀疑宗教、质疑上帝的观念一律嗤之以鼻，甚至表达了对世界摇滚乐教父约翰·列侬的嘲笑。
利用高科技手段，电影创造了阿甘与列侬一起上电视的场景，列侬说出的两句自己的歌词“没有宗教，没有财产”的画面让他显得极其轻浮与傲慢，在诚恳的阿甘面前显得特别渺小。
这是本电影的一贯风格：坚守传统，对宗教虔诚、支持右派观念，批判左派思想。
结语
阿甘在奔跑的路上慢慢蓄起长须长发，加上宽松的衣服使得他有了耶稣的形象，一路上他有了不少追随者，如同耶稣的门徒，他随便一句话就能彻底解决别人的困难，改变别人的人生。
电影《阿甘正传》通过对原著的改编，让阿甘成了美国社会的灯塔，为人们照亮道路，驱走迷雾，抚平伤痛，带来慰藉，为美国社会带来了拯救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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