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失踪女子分尸案占领舆论高地，其丈夫许某作为杀人分尸的凶手曾几度接受记者采访，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讲述妻子“离奇失踪”的过程。
为什么有人能对自己的枕边人下毒手？他们为什么不会害怕、内疚，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
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十年来成就最大的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沉迷于研究心理变态者的脑部结构。讽刺的是，就当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破解变态心理的钥匙时，他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脑部结构跟心理变态罪犯的一模一样。
2005年12月，在家庭聚会上，母亲悄悄塞给他一本书说“这本书，或许可以让你好过一些。是关于你父亲家族的。”书开头就讲述了詹姆斯父系血统康奈尔家族的第一桩弑母案，随后的200年里，其父系陆续曝出过杀妻弑母等数个杀亲案件。2011年后，另两支父系血脉，一支被曝出全是凶杀犯，一支全是抛妻弃子的流氓恶棍。
除了基因，还有哪些因素决定了詹姆斯的变态心理？又是什么帮他规避了祖辈的覆辙？变态心理是可以被改变的吗？
希望这篇文章能解决你的困惑。
文 | 詹姆斯·法隆
作为一个年过而立的神经学家，数年来，我看过了无数的脑部扫描图。杀人犯们的图像却与众不同。他们的脑部扫描图都呈现出一种罕有而令人担忧的共同特征，即额叶和颞叶（通常来说，这两部分是与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关）脑功能低下。这些部位的活跃程度低下暗示着患者缺乏道德推理和抑制自身冲动的正常能力，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罪犯都拥有不人道的暴力犯罪记录。
正常大脑与心理变态者大脑的正电子扫描对比图
10月的那一天，我正坐下来分析家人的脑部扫描图，那叠图片里的最后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看起来非常奇怪。这张扫描图看起来正像是我在论文里写到的那些不正常的图像，也就是说这张图像的主人是个心理变态——或者说，至少与心理变态者同样有着一些让人不愉快的特质。我对家人并没有这方面的怀疑，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家人的扫描图像中混进了些别的图像。为了确保我没有弄错，我让实验室技术人员撕开了编码。
看到了图像主人的名字之后，我觉得这当中出了错，便气急败坏地命令技术员们去核对扫描仪，检查其他技术人员们做的图像和数据库资料。但一切都毫无差错。
那确实是我的脑部扫描图。
01 我与凶杀犯的区别
我先是大吃一惊：“这一定是在开玩笑！”接着又笑了。我心想：“这真是个笑话。”如果你多年来一直受邀研究凶手的大脑，还从中总结出一套凶杀犯大脑的通用模式，最后竟然发现自己也拥有这样的大脑，那可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有心理变态者的大脑。而我同那些我一直以来所研究的连环杀人犯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这其中一定另有奥妙，这就是激励科学家追求真相的契机。
詹姆斯·法隆，美国加州大学的神经学科学家
虽然我大脑中边缘皮质部分的脑功能低下，这完全吻合了我实验室和其他业内同仁对心理变态者神经系统轮廓的表述，但从多年的研究中，我确实注意到了这样一些个案，有着心理变态者典型大脑形态的人并没有成为凶杀犯。这说明，这种典型的脑损伤或脑功能低下的状况是促成一个心理变态者的必要条件，但却可能并非充分条件。
其中定有其他因素存在。
很快，很多项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在狱服刑的心理变态者中，幼年曾经受肢体、精神和性侵害的人数占比很高。一个针对少年拘留所中三十五名心理变态罪犯的调查显示，其中70%的人都在童年遭受过严重的虐待。成年后，人类可靠的记忆可以追溯到约三四岁的时候，这也说明可能有更多的成年罪犯在三四岁之前也受到过严重的虐待。这样说来，可能有超过90%的成年罪犯在幼年时期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虐待。再加上那些试图保护施暴者的心理变态者，据我推断，这个比例可能接近约99%。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心理变态者。这些凶杀犯们受到过虐待，而我没有。虽然我一直坚信人是先天造就而非后天养成的，我还是开始认为教养可能在塑造一个罪犯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02 二十多岁开始出现征兆
从大脑发育的过程，我们可以推论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二十多岁是诸如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之类，与单胺类神经递质有关的精神类疾病首次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最典型的模式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在寒假经历第一次发作。这些令人担忧的状况可能会被归咎于大学第一场大考试的严酷，考试失利，或是因为与心爱的高中恋人分手或者其他什么压力性事件。但还有一种看待这种情况的角度，即对那些有精神分裂遗传因素和前额叶皮层脑功能低下的人来说，经过重大应激事件的刺激，这种精神问题爆发是一种必然。
在大学的那几年里，总会出现些应激事件带来刺激，比如学业压力、恋爱关系和择业求职等等。那么为什么应激源会触发与单胺类物质有关的精神问题？因为应激源会刺激肾上腺皮质中的皮质醇集中大量爆发，这不单单抑制了免疫系统功能，还阻塞了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 （COMT）在前额叶皮质的作用。酶的作用受到阻塞，导致 多巴胺飙升 。就这样，多巴胺大潮淹没了大脑皮质，使神经元细胞开始放电。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大脑对环境信息的过滤失灵，从而改变神经元细胞对信号的处理，使神经元脱离现实开始放电，造成情绪的变化。
不同种类的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和各种人格障碍患者身上都会存在一些相同的症状。并且发展型的精神类问题总是在十几二十几岁时出现。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生命里类似求学、结婚，特别是应征入伍之类的压力事件，总是在这个时段发生，这对前额皮质的发育损害最大。
03 心理变态形成的三条支撑腿
在了解我自己的脑部扫描图和我的家族故事之后，我开始思考环境对我的成长产生的影响——环境因素可能是把我从犯罪入狱之路上拖下来的关键因素，而这又对我有关心理变态的理论意味着什么呢？至今为止，从来没有哪个理论可以综合地解释心理变态的所有症状，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有些心理变态的症状会与其他失调症症状重合。要汇总出一个使人信服的理论需要结合我三十年来从我的实验室、其他实验室和医院中得到的知识。将所有看起来不相干的脑功能紊乱案例综合在一起，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从躁郁症到成瘾行为和其他人格障碍，无一不包括在内。
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十年来成就最大的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
最后，我的灵感忽然在2006年的一个星期六迸发了，当时我正躺在按摩浴缸里，一边洗澡醒酒，一边做纽约时报上的填字游戏。绞尽脑汁也没法找到答案，我试着放松自己，环顾四周。我环顾后院，视线落在母亲那把三条腿的园艺凳上。每次她周末来访的时候，她都会坐在那把园艺凳上做饭、休息、修剪天竺葵。修剪天竺葵总让人精神振奋，这让我联想到了培育的重要性。太多的创伤会扼杀天竺葵的成长，但疏于修剪却也会使天竺葵生长缓慢。只有刚刚好的压力才能造就最大化的绽放。这短瞬间的出神，将三个元素凑到了一起，拼接出对心理变态病理学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在我眼里，那个周六的早晨，那把三腿凳成为了三元素互动的代表。这也奠定了我对心理变态的新理论的基础。
按照我的设想，三条支撑腿是：
1）额眶部皮质以及包括杏仁核在内的前额叶皮质功能低下；
2）基因出现多处高危突变（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战士基因）；
3）童年早期经受过精神、身体或性虐待。
因为我幼年没有经受过任何虐待，后来几年时间里，当我做有关心理变态的演讲报告时，我依然坚信，我绝不是一个心理变态。我的同事们时不时地说，我现在良好的行为方式（在我看来是这样），有时让人难以接受。但我反击说，那些同事只是被我的成果激怒了，只是对我获得的成功和受到的关注倍感嫉妒，他们都反应过头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说错。
04 你能改变一个心理变态吗？
2011年，当我的“情况”通过电视和广播媒体向大众公开之后，大部分人对待我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大多数人，包括黛安和我另一些家人以及朋友只是这样对我说：“听到你有一些社会性病态人格，我一点也不意外，一点也不。”
但当我的情况被曝光之后，我第一个博士后项目的合作研究者苏珊娜，那个一直和我一起四处奔波工作的苏珊娜对我说，她再也不想和我单独在一起了。苏珊娜和丈夫马克依然经常会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但是他们只想在我这头猛兽被关在社交场合这个牢笼中的时候才与我接触。他们不认为我危险暴力，但是担心我会操纵他们，将他们陷于不得不自我保护的不妙境地。
我的另一个密友玛丽·贝思，是一位曾和我一起写过几篇论文的年轻女士。她直接告诉我：“你是个心理变态，我不想继续和你相处了。”就这样，她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似乎是永远地消失了，虽然我们曾经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没有争吵过，我也想不出来自己做过什么会逼走她的事情。她是个受过正规训练的“女巫”，可能正因如此她得以看到了我太多的黑暗面。就像那位神父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是个邪恶的人。但她的离开真是太糟糕了，和她在一起相处是那么有趣那么充满快乐。黛安也很喜欢她。说实话，我最想念的人也是她。她总是实话实说，这也就意味着她总要说些让人不开心的话。然而这种品质是如此的难能可贵。所以我很思念她，但事情还是发展成了这样。
我的密友伦纳德知道关于我的一切，他是一名精神科医师。最近我与他聊得很多，向他咨询什么是我身上最为慢性的心理变态行为。他说，我的心理变态简单体现为，我不愿意去参加叔叔的葬礼、朋友的婚礼、毕业典礼、成人礼、初领圣体仪式或是守丧仪式。我并不会在这些场合里杀人，只是一旦我发现有其他更吸引我的派对或活动，我就不会出席这些活动。
美剧《犯罪心理》第五季
他还指出，我想要，或者说我热切地想要将朋友和家人陷入危险境地，并且能从中“共享”战栗兴奋感的行为也是一种心理变态的表现。我问他，我在身体活动和社会实践中都愿意挑战风险，这是不是一种冒险精神的表现？他回答说，这可能的确是一种冒险精神，但我冒险时这种对他人安全儿戏般的忽视，对他人产生的风险已经超出了正常范畴。
我追问他，我饮酒狂欢的爱好是不是这些不正常行为的一种诱因？他提醒我说，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有趣而且和蔼的醉汉，这是真的。我一喝酒，对别人，特别是对陌生人的同理心就会上升到一个层次。而且至今为止，我唯一滥用的药物就是酒精，虽然我一天都无法离开香烟。
我问他复仇能不能算是一种心理变态的特质。他回答说，每个人都在寻找某种形式的复仇。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生气，会去对峙，甚至选择报复，这很正常。他让我说说我是怎样和别人生气，又是怎样寻仇报复的。
我告诉他，如果有人惹毛了我，我可以立刻抑制住怒火。除了私下了解我的人，没人会发现我生气了，即便我可能已经怒火中烧了。我是先抑制怒火再伺机寻仇方面的行家。我可以把复仇计划延迟数年。直到某个时刻，当这个惹毛我的人不再觉得我会加以报复的时候，我加以奉还。那些在生意上、学术上或是私生活中惹毛我的人，我最后都一一奉还了。对我来说，这很有趣，因为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可以列举些细节，因为有几次我干得非常漂亮）。我小心翼翼地将报复的程度掌握在与最初那个惹毛我的事件相当的程度上，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此外，我对伤害别人的身体也没有兴趣。
我的这一番解释吓到了我这位精神病医师朋友。他说，我能用这样冷血的方式描述这些事让他大为震惊。他告诉我，这种能在战略上将报复周期延迟几年的能力，就是我身上最大的变态人格特征。我告诉他，我还做过更糟糕的事情，但他只是对我摆摆手说：“这就够了，吉姆，你不用再说下去了。”
我开始问自己，我身上是否还有别的行为中和了我心理变态的特质？当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想要迅速为自己开脱。这样我想起了到告解室忏悔罪行的自己。我明白过来，那时候，每周每月每年去告解，试图与神性或是与我自己的灵魂重归于好的努力不过是一种想要否认自己变态人格本质的可悲企图。好像每次我只要承认自己的罪行，向我自己向牧师或者向上帝央求宽恕，便可以洗脱身上的罪恶。我知道我的告解、痛悔和寻求恩典并不会改变我的行为，全都只是为罪行找借口。如果说罪人，例如变态人格者都各不相同，但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会不停地犯错。我们都是被预先编排好的机械，没有人可以通过意念的绝对力量对自己实施彻底的改变。
变态人格倾向尤其难以改变，所有企图弥补的努力都收效甚微。作用于单胺类神经递质的药物可以抑制冲动和好战心，控制饮食和打坐冥想之类的早起干预可以减少行为问题，但是核心的神经心理缺陷所导致的同理心和懊悔的缺失却会持续存在。对此并没有神仙药。
我依旧无视大多数基本的社会教条以及政府或者教会控制狂们所指定的条条框框。像宗教之类的社会教条使人们得以洗刷自己的反社会行为，可以赎罪，可以被原谅，可以洁白无瑕地重新开始。以前，我将自己的不良行为称作罪行。现在我只是管它们叫心理变态行为，这是种我一生都无法摆脱的行为，我也不再会为了它们而感到内疚。
当我看到一块指引我在规定区域内停车的指示牌时，无论是在餐馆还是体育场附近，我都不会加以理睬。我知道这个牌子只对把它树在这儿的人起作用，对其他人毫无用处。我会在草坪或者离门很近的地方找个空地停车，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很懒，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我就是喜欢违反规定。当然了，这种违规行为不能在任何严肃意义上被定义为心理变态行为，但是它们说明我确实性格古怪，至少在那些不太礼貌的家伙们眼里，我就是个混蛋。
对变态人格的诊断从文化角度来说，是依仗一些规定的。这种规定一般是按照别人的心情是否感到舒心和平静来制定的。没错，我知道我在判断人际事务的时候确实有些掉链子。但我不觉得自己有错误的道德观念。作为一个沉迷道德的孩童和一个对宗教亢奋不已的少年，我曾经对规则非常执着。但我却没能掌握道德，可能即便是五十年后的现在也没能掌握。但管他呢，我会试一试的，至少算是出于好奇心吧。
有时我还是会提醒自己说，长大之后我所做的一切对别人都是好的，而且是有帮助的。我从没有和陌生人断绝一般的联系。我还是会帮助那些因为身处困境而忽然求助于我的人。我不会要求金钱或者感谢，也不会要求任何形式的报答。虽然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利他主义——我们做的每件事里都包含一点自私因素，但他们的行为已经接近利他这个理想状态了。
本文节选自
《天生变态狂》
作者: [美]詹姆斯·法隆
出版社: 群言出版社
副标题: TED心理学家的脑犯罪之旅
译者: 瞿名晏
出版年: 2015-12
编辑 | 杏花村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